针对新型肺炎未来发展的三点思考

新型肺炎彻底打开了全球的2020，有无数人都在说，希望重启这一个新年。尤其是大年初一，美国的流行病学家埃里克·费格丁博士在海外发表了对新型肺炎的看法，瞬间刷爆了朋友圈。

他的核心指出新型肺炎的R0值达到了3.8。R0值指的是一个感染者在传染期内在易感人群中引起的新感染者的期望人数，为传染病的传播速率，有人称之为基本增生速率(Basic reproduction rate, R0)。

针对新型肺炎和03年非典的对比，埃里克·费格丁博士表示：“非典型肺炎最初的R0为2.9，然后是2.0-3.5，隔离后降至0.4。但非典比武汉病毒的症状更明显。”这项研究表明，目前只有大概5.1%的感染人群被确定，也就是有近95%的人群实际上是混淆在人群之中无法确认的。

从我们观察到的报道综合来看，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新型肺炎，它的威力虽然比不上SARS，但是传播力度远远超过。大家要知道，埃博拉病毒在一年的时间内，就令到超过1万人致死。

所有的死者都在西非的三个国家里，之所以没有扩散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卫生工作人员作的很多英雄事迹。他们找到很多病人并防止了更多人得病。第二个是病毒的特性，埃博拉病毒不是靠空气传染的。等到你有足够的传染力时，大部分的人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第三个是因为病毒没有传到城市区。这纯粹是运气好。如果病毒传到了城市区，那么死亡的人数绝对不止于此。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新型肺炎不是这样的情况，这是人类自从1919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最严重的病毒。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看到国家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封城，甚至要求延长假期来控制传播的核心。这在人类历史上都属首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基于泰国也是吃蝙蝠的一个国家，如果这个病毒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假设它发生在泰国。以泰国容纳国际游客的能力以及政府的反应速度，当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很可能出现的是在死亡人数多两个零的基础往上增长。

而2020年的开端，恰好就是发生在中国，中国国家政府在2003年治理SARS的认知基础上，进行了快速的反应。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有这样的反应速度，包括这样的决策能力。

而另一方面，又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所以给予了政府一个“纠偏”以及“犯错”的空间。如果不是发生在春节这个本来就有长时间休假的阶段，疫情的控制难度会以几何层级往上走。而正好是在休假的基础上，帮助政府有效的控制了疫情传播，同时间可以延长假期来扼杀大范围的出错。

我时常感叹，中国人民是我几乎走遍全世界这么多国家以来，看到最舍己为人，最有牺牲精神、最坚强而又最有韧性的民族。无论是10天建成一个火神山医院还是武汉封城，还是各个省市区一级疫情戒备。即使是从疫情正式确定到今天也不过短短十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从国家到村，层层把控，把病毒严防死守到根上。在人类的历史上，尚属首例。

如果新型肺炎不是发生在中国，重启2020的结果将会是对全球经济毁灭性的打击。

根据一个病毒由空气传染的模型显示，如果出现了一个类似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病毒会以非常快的速度向全世界蔓延，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全球有三千万人死于这个疾病。这个结果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承担的。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几乎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的死伤人数。一场病毒最终的结果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而大家今天都知道了，这个病毒，就是新型肺炎。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如果我们有流感的疫情暴发，全球经济将会损失三万多亿美元。这会令到本来已经脆弱不堪的全球经济瞬间崩盘。之后带来的，将是人类社会雪崩般的结果。

但从今天中国政府的整个举措来看，我更倾向于大的危机节点将在一周以后达到顶峰，之后开始逐步递减。全国假期结束会出现一大波人流的爆发，而疫情的潜伏期有最长14天的时间。而国际间的流动会引发更多的案例在不同的国家出现，所以下一波爆发点会在3月初。但是由于温度的逐步提升以及病毒的不耐热性，最终结束的时间可能会在8月。总体来说，每一波爆发点都会引导疫情的分散程度更高，但是效力会大范围减弱，直至最终消亡。

我无意深入讨论本次新型肺炎的医学原因，我更关注的是这一场战役背后的政治治理情况。其实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今天中国面对疫情拥有三个巨大的社会背景：

第一，中国社会经历了2003年的SARS，在这样一个集体创伤的基础下，对一个极端的病毒事件的理解会重新与SARS挂钩。而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更多是在与自然灾害搏斗，而不是与极端病毒搏斗，所以在医疗常识匮乏的基础下，会形成两个极端：小病小痛的放松与极端事件的恐慌。

第二，今天中国的整体社会是完全割裂的，即使不需要去到基层，也可以了解到不同的省市政府的行为举止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并不容易察觉，但是人民对地方政府会产生不信任。在极端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一面倒的情绪。实际上，情绪是积累出来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

第三，今天的互联网跟2003年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时网络生态很小，不存在大规模的社交媒体，覆盖人群有限，危机公关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处理的。2020年的舆论生态极其复杂，本来，放开舆论可以带来正面效果。但因为民众得到消息的渠道来源于非官方，所以假消息与真消息齐飞，民众很难辨别。针对灾难，国家级别的危机公关难度系数大幅度提高。

针对以上三点认识，我想针对新型肺炎未来的发展会有三点思考：

第一，新型肺炎虽然体现了国家治理力量的强大，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看到地方政府，尤其是某些内陆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反而大大的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封城这一个举措从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值得称道的治理行为，但是在人民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不理解，会加剧恐慌情绪的出现。这就变成了一个悖论。

如何正确的开放信息，让权威与专家解读，并且保持公众开放参与，才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的治理课题。

 第二，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P4实验室)是我国唯一按照国际标准建设,并首个投入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可以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但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室，居然在今天的新型肺炎中，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甚至鲜少听到各种媒体报道它的存在以及有任何最新的医疗报告及研究进展。但相反，wuhan2020这一个开源项目倒是成了Github排名最高的热搜。

目前的体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空间让医疗科学发展起来，而开源治理却让更多的大众参与进技术发展，加速解决问题。

第三，舆论开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是政府最重要的课题。今天我们要做的不应该是限制甚至关闭舆论，而是要主动积极的去抢占舆论的制高点。面对如此复杂的舆论环境，我相信有海外敌对势力对人民群众的误导，甚至有故意释放虚假消息的情况出现。如何辨别假新闻，管控渠道、管控终端并不是最忧解。把控源头才是治根。

其实，我讲的就是一个众包、众治、众赢的治理结构。你，听懂了吗？从内生到内外兼容将代表了政府的下一个阶段。

新型肺炎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致命影响吗？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2003年SARS发生的阶段，就会发现2001-2005年中国实际GDP分别增长8.3％、9.1％、10％、10.1％和11.4％，并且逐年加快。

2000年-2004年正好是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顶点，所以全球经济都在上行。SARS的出现短期内影响了中国经济，甚至股市出现了暴跌，但是这只出现在SARS的初期，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股市开始超跌反弹上涨。

其实在2003年，中国经济过热的情况下，SARS仅影响了中国当年GDP的0.8%，反而因为SARS的影响，令到本来要调整的经济出现了自调节。当时国家暂缓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到疫情消退，应对经济过热，8月调升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

而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危机，就在2020年元旦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又宣布降低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资金8,000多亿元人民币。在1月16日，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就表态，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在空间。

新型肺炎可能导致中国央行降准加速到来，而这也将带动经济进入最后的调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