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马车夫的强大VS清帝国的衰落，寻找李约瑟之谜的答案！

17世纪初，在欧洲西北频临北海一个叫荷兰的小国，为了更加方便地与东方各国进行贸易往来，实质是掠夺东方各国的香料，丝绸，布匹等资源，在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带来的竞争压力下，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海上远洋贸易的航线。

而开辟海上航线是一件需要大量烧钱的差事，为了解决吸引资金，处理投资人和贸易船队的关系，也为了解决当时荷兰商人们的窝里斗，避免众多公司在同一片水域恶性竞争，在荷兰首相兼大议长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以及政府的斡旋和组织下，荷兰7个省和6个商会的代表于1602年3月20日签署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特许令”，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在成立之后东印度公司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支可以公开交易的股票，承诺以未来远洋贸易带来的利润进行分红，吸引人们为即将开始的远洋贸易航线投资。从此，整个荷兰社会开始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股票买卖热潮之中，人们热情地在阿姆斯特河大桥买卖东印度公司的股票。

通过信用，荷兰人将航海可能带来的未来收入转移到了现在使用，凑齐了航海需要的巨额资金，同时通过股票交易，让这种信用在整个国家的人们中间流动。

大范围的股票交易促进了资金的大规模流动，资金流动带动了银行业的发展，由于银行业的发展，吸引了来自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王室和贵族的资金源源不断进入和进出荷兰的银行。

而金融资本的迅速涌入，犹如种子得到肥料的滋养，让荷兰的其他商业和贸易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旋即荷兰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到1648年，荷兰的船队已经垄断了全世界的商路和贸易。此时，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已经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全球一半。

从东印度公司股票的发行和交易开始，让东印度公司的信用在人们中不断进行传递，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从金融到贸易，到经济力量，到最后世界地位的强大。或许荷兰人在发行股票期初，并没有想到一个公司的信用被放大之后，能够撬动和引导如此大的力量。

而此时，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已经入关的清政府，正在想办法不断把权利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为了限制反清复明力量的壮大，朝廷不断加强对民间商业和贸易的限制，阻止民间资金的自由流动。此后通过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国家在走向一个庞大帝国的过程中，皇家的权利被不断强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君主专制和集权统治也在清王朝达到了顶峰。

在士农工商的稳定框架中，人们依靠小农经济和简单的商业交换维持生活，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社会，秩序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经济，民生都成为了维护皇权的附庸。

17世纪，荷兰人开创的金融体系带动西方各国不断向外扩张去开拓新的疆域，发现美丽新世界，而大清朝一亿多人民正在自己的庞大帝国内自给自足，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倨傲地认为除了自己以外的国家都是蛮夷番邦，对国外发生的变化全然不知。

从此东西方发生了历史性的大分流。此后，荷兰人在北美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100多年后，这里慢慢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债券市场，并发展成为全球金融贸易中心纽约。

而我们却渐渐与现代金融挥手告别。清朝政府也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专制，最终帝国走向了没落。

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的疑问：中国古代，直到16世纪，都在科技，文化，经济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然而中国却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工业革命也未在中国发生。这究竟是为什么？曾经强大的中国，为什么会在近400年的历史中远远落后于西方？

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因一定是广泛而且复杂的。但是从金融入手，或许是一个比较容易解释的角度。

实际上，中国和西方的分流早在12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

那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国债在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发挥作用，为国家募集资金。而中国的财政金融则一如既往依靠税收支撑。

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信用发挥的作用，以及它撬动的巨大金融力量。

国债是以国家的信用作为抵押，向人民发行债券进行募资的一种手段。

通过国债发行与交易，它能让国家的信用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之间进行传递和流动，带动资金的大规模流动，形成一种复杂的网状金融关系，巨大的流动性推动信用不断再生和传递，从而可以撬动更大的力量。

而税收制度，依靠的是国家的强制力，这是一种线性的不能在人们之间传递和流动的力量。

两者相比，不同之处具体表现为

这些区别可以总结为资金来源，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不同。

从资金时间上来说，由于债券可以用把未来的钱移到现在使用，从资金范围来说，它可以通过信用做抵押在一定时间把他人手中的钱转移到自己手中。 因此就能够突破现阶段资金不够的局限，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

美国国债发行一年比一年增多，它不仅把未来很多年的收入都提前拿出来用了，还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人民手中的钱转移到了自己国家供美国人使用。

从双方关系上来说，税收是强制力的产物，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甚至是对立的关系，需要一支强大的暴力机器才能维持。这种关系的维持是对资源的不断消耗，维持暴力机器需要消耗巨大的资源，征税很多时候是对人民的涸泽而渔，如果遇到人民反抗更可能会是国家的瓦解。这种关系带来的是各种力量的相互消解。

而债券的契约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它激发的是创造的力量。契约关系之下，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平等的关系，相互的权利和义务由契约保证，因此契约必须对相关的各种责权利以及债务关系进行清晰的规定。同时需要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维持契约的执行。

因此国家和政府的权利会受到制约，只能在法律框架之下行使权力。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的演变中，欧洲的契约社会和法制社会便慢慢形成，并由此渐渐迈进了现代社会。

契约保证的合作共赢关系，能让国家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可以突破国家界限，向其他国家渗透。

欧洲国家因此学会了向未来融资，向他国融资的金融手段，使经济力量和国力逐渐强大，有能力继续向外扩张。经济的发展让人民的力量也逐渐发展起来，社会的开放和流动性，也促进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潜力。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

而东方的中华帝国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但在政治，经济，工业，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国力也逐渐衰弱，慢慢地走到了丧失主权的边缘。

对于税收和国债，我们可以理解为税收是利用手中的权利来分配人民有限的资源。而国债则是以信用为抵押向人民借钱来做大蛋糕，共同分配未来更大的蛋糕。

这两种方法过度使用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清政府过度使用税收放大了手中的权利，导致人民的利益被侵犯。美国滥发国债则是对国家信用的过度使用，后果则是会不断损害人民和其他国家对美国信用的认可。

但是在债券诞生的早期，欧洲却很好地利用信用的杠杆作用，不仅带动了金融的巨大发展，也取得了社会其他多方面的进步，并孕育了工业革命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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