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从联盟链能否后发先至的问题出发，为币东们介绍没有广为人知的杨小凯教授和他著名的“后发者诅咒”。继而分析公链项目和联盟链相比，赢在哪，输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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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enjoy:

一、联盟链是否有可能后发先至

1024之后，国内区块链明显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格局。“无币”区块链在之前往往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格局，和公链相比，因为没有“发币”，不是2C(不面对终端用户）显得“规模”不足，不是那么性感和有想象力。

但在1024之后，有了政策的支持，加上国内各地政府机构都明确不会（或很难会）和已发币的区块链项目合作，在2B领域为联盟链发展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而在今年春节前突然爆发的疫情中，联盟链相关产品和底层应用也被广泛应用到了疫情监控、身份识别、产品溯源、捐助资金追踪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效果和效用。

那联盟链是否会迎来一次对公链弯道超车的机会，有没有可能后发先至呢？

二、杨小凯和其对“后发优势”的思考

行走在百度上查到关于杨小凯的资料：杨小凯，1948年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 杨小凯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其著作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等。2002年-2003年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4年，杨小凯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

但百度等搜索没有告诉我们的，其实是杨小凯

1966年的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在文中，他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而这个主张也让他坐了10年监狱。继而在出狱后只能辗转国外求学、工作和从事学术研究。

简单交代下杨小凯教授的背景，是想说明，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似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即对制度本身的关注。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

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比如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

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从1990年代开始，杨小凯通过对世界经济史的系统研究，总结了两种后发国家的“转型范式”：

第一种：由政府主导，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即先发展技术、经济，后社会转型；

第二种：通过制度改革，建立自由市场制度，实现经济、社会的范式转型。

行走会以德国和晚清的两个例子，说明后发优势为什么走不通。以及为什么第二种范式才更适合转型长期存续。

三、德国和晚清的例子

1、 德国

德国长达百年的转型历史，为两种范式的优劣做了最好的注脚。

1871年，德国统一。为了对抗“邪恶”的敌人英国，实现德意志的民族复兴，德国人第一次选择了第一种范式。

短短30年，德国崛起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强国，并建立起一支上百万人的现代化陆军。但结果是盟国倒戈、军队哗变、战争失败；

而“一战”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让德国再次选择了第一种范式。1933年，希特勒上台，喊出了“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复仇口号，推行纳粹主义，大规模取缔私营经济，再一次发动世界大战。而随着二战的结束，东、西德又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竞技场。直到1989年，两德统一，德国在付出了超级沉重的代价后才终于完成了范式的切换。

在《发展经济学》中，杨小凯总结道：后发国家如果只沉溺于“经济奇迹”，无视制度转型，结果一定会形成路径依赖，最终反噬经济成果。

2、晚清

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与民争利，损害社会利益。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政府和官办企业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杨小凯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政府的权力被限制住之后，经济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发展，英国及日本都是典型的正面案例。

他说：“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落后国家在技术上追随和模仿先发国家是很容易在短期内见效的，而这种模仿在路径上形成依赖后，甚至会以为不必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也能成功，从长期看，这是对国家发展不利的。

四、联盟链的后发恰恰说明了制度上的劣势

区块链是一项数据应用技术和底层架构系统。但除了技术本身，它同样是信任的塑造媒介与载体。如果从信任的视角审视区块链，我们就能天然地发现“去中心”是天然的诉求而非“大逆不道”和“政治不正确”的产物。

传统的社会、政治和商业世界里，充满了由一个个的中心塑造的信任体系。如果信任是需要被多中心的体系去维系和运转，需要数据和信息被某些大节点监管、审核、占有而无需告知其他节点。其实完全不需要区块链多此一举。局域网、EPR系统和数据库可以比联盟链更有效率、更低成本的实现客户需求。

但当我们翻看比特币的白皮书时我们就能发现，在陌生人之间，在非准入状态下，通过算法，通过程序在链上构筑信任，这才是区块链从最初就要实现的“制度”与“机制”设计。

行走相信，互联网之前走过的路，区块链一定会从走一遍。从2C再到2 B自下而上的创新和发展或许才是区块链更好的选择。

对于联盟链而言，短时间内享受政策的红利和现金流是一定的，但最终能够在产品和服务上为客户创造真正的价值才是核心。

但联盟链、特别是国内互联网大厂发展的联盟链项目，对于公链和区块链应用的发展也同样可以带来启示。

五、联盟链给公链带来的启示

公链目前在国外社区被吐槽最多的应该就是开发速度和落地速度。不断的画大饼宣布利好，不断的延期，不断给理由，再不断延期成为公链的“新共识”。

究其原因，一方面确实公链开发有其自身难度，另一方面，拿到了超级充足的募资款，手里有粮，不说道德风险，起码那种创业者加速快跑的“饥饿感”是不足的。

对照下联盟链。虽然国内看起来联盟链好做，不就是拼政商关系么，其实政府类客户，又是定制项目，其实并不好伺候。

行走最近听蚂蚁金服的人讲它们做疫情相关通行码的开发过程。

从项目需求提出到立项、产品上线测试，只用了短短七天，且因为在疫情期间，来自不同部门的成员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工作。

这一方面来自阿里对自组织体系的打造，每个员工都可以有独当一面“说了算”的自组织协调机制，能够拼了命的把个人能力发挥到极致（背后是项目制和股权期权的一整套激励机制设计）；另一方面，也得益于阿里强大的中台服务系统和集成封装，一款软件应用，有太多重复调用的代码已经被封装好，不需要“重复造轮子”，在中台直接调用就好。而这背后则是小团队自组织和超级庞大开发者团队的有机结合。

2B领域流行一句话，技术和创新是不值钱的，没有任何客户会因为你拥有最优秀的技术，最前沿的创新而选择你。你的产品和服务不能帮客户盈利，不能给客户带来价值，技术和创新都是零。

在效率和成本至上上，公链要向联盟链学习，同时，如何提升公链自组织团队的效率，把激励做得更适度，更多进行长期、远期激励也是公链和发币项目需要思考的。

最后行走想强调一点，对于联盟链和公链，或许传统的两分法、两条路径的认知不应该再继续下去。公链和联盟链哪个更好最终还是要用户说了算。

虽然其内在的机制设计不同，但只要能持续为用户创造可感知的价值，以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方式促进数据和信息的流转，并塑造数字的信任，这条链就是能够落地并有前途和发展的。

写作此文时，看到新闻推送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3月30日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世间再无杨小凯，但转型之路依然漫长。惟愿他的思想遗产，和他的忠告，不再继续被埋没下去。